冯·施道芬堡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

 冯·施道芬堡是个机智多谋的军官,1907年,他生于德国南部一个著名的世家。他的母亲是乌克斯库尔-吉伦勃兰德女伯爵。他的外曾祖父是抵抗拿破仑战争中的军事英雄格奈斯瑙,后者曾同夏恩霍尔斯特一起创建了曾鲁士陆军参谋总部。他的父亲曾经做过伍尔登堡末代国王的枢密大臣。这个家庭信仰罗马天主教,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官僚贵族家庭。

  
冯·施道芬堡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他体格健壮,好学不倦,头脑冷静周密。他喜好驰骋、养马和体育运动,热爱文学和艺术。他在青年时代,接受了著名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的浪漫主义的影响。这个年轻人一度想以音乐为职业,后来又想从事建筑,但在1926年19岁的时候,参加了陆军,在著名的第十七班堡骑兵团当见习军官。

  
1936年,他入柏林陆军大学。他的才华引起了教官们和总司令部的注意。两年以后,他成为参谋总部的一个年轻军官。他虽然像许多同一阶级出身的人一样,思想深处是保皇派,但到那时为止,他并不反对国家社会主义。显然是1938年的排犹行动,使他第一次对希特勒产生了怀疑。1939年夏天,他看到”元首”正在把德国引向一场可能是长期的、伤亡惨重的、最后归于失败的战争,这时他的怀疑增长了。

  
尽管如此,当战争来临的时候,他还是投入了战争。在波兰和法国战役中,他在霍普纳将军的第六装甲师当参谋。看来是到苏联之后,他对第三帝国的幻想完全破灭了。党卫队在苏联的暴行,打开了施道芬堡的眼界,使他清楚地看到,他所为之服务的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由于机缘巧合,他在苏联遇到了决心杀掉希特勒的两个主要的密谋分子–冯·特莱斯科夫将军和施拉勃伦道夫。据后者说,他们后来碰了几次面,就使他们相信施道芬堡是他们的人。施道芬堡于是成了一个积极的密谋分子。

  
但是,他还是一个低级军官。他很快发现,那些陆军元帅们不是胆子太小,就是太没有主意,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来推倒希特勒或者停止后方对犹太人、俄国人和战俘的屠杀。斯大林格勒的灾祸也使他感到厌恶。1943年2月,这次灾祸结束之后,他请求派往前线,被调到突尼斯的第十装甲师当作战参谋。

  
4月7日,他乘的汽车开进一处布雷的战地,也有人说,还受到低飞的盟军的扫射。施道芬堡受了重伤。他的左眼瞎了,左手的两个指头和整个右手都炸掉了,左耳和左膝盖也受了伤。有几个星期,看来情况即使侥幸能活下来,他的右眼也很可能瞎掉。他进了慕尼黑一所医院,多亏沙尔勃鲁赫教授的精心治疗,使他重获生命。人们会认为,任何人处在他的境地,一定会在伤愈之后退伍,从而也就退出了密谋集团。但到了仲夏时节,他在反复练习用左手剩下的三个包扎起来的指头拿笔之后,写了一封信给奥尔布里希特将军,说他希望在三个月之内回去重新服役。在长期疗养中,他有时间思考许多问题,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虽然成了残废,他还有一个神圣的使命要完成。

  
有一天,他的妻子伯爵夫人尼娜到医院去看他。他对坐在床边的妻子说,”我觉得我现在必须做一点事情来挽救德国。我们参谋总部的所有军官必须担起我们应负的责任。”

  
1943年9月底,他回到柏林,升任中校,担任陆军办公厅主任奥尔布里希特将军的参谋长。很快他就开始练习用他那只还没有完全残废的手的三个指头,拿一把夹子引发谍报局收藏的英制炸弹。

  
他所做的远不止这些。他的勃勃的生气,清楚的头脑,宽阔的思路和杰出的组织才能,为密谋集团注入了新的血液。但也产生了一些分歧。因为施道芬堡对于密谋集团的老朽的领导人如贝克、戈台勒和哈塞尔所拟议的、一旦推翻了国家社会主义之后,所要建立的因循保守、无声无息的政权很不满意。他所主张实行的是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社会民主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经过了许多争论,但施道芬堡很快就在密谋集团的政治领导人中取得了左右一切的地位。

  
在密谋集团的绝大多数军人中间,他也同样取得了成功。他曾经认为贝克将军在声望上是这些军人的领袖,对这位前任参谋总长表示很大尊敬。但在回到柏林之后,他看到刚经过一次癌症大手术的贝克,已经失去往日的精神,显得疲惫并且有点沮丧。在政治上,贝克完全受戈台勒的影响,缺乏进取。在举行起义时,利用贝克在军界的很高声望是有好处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在提供和指挥所需要的部队方面,必须找服现役的青年军官来帮忙。施道芬堡很快就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大部分关键人物。在这个当儿,1944年初,一个十分活跃的陆军元帅对密谋分子表示了某种接近的倾向。这个陆军元帅就是隆美尔,那时他新任西线B集团军司令,这支部队是用来抵御英美渡海进攻的主力的。起初,他的参加反希特勒的密谋计划,使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感到十分惊异。他们中间多数人把这个”沙漠之狐”看作纳粹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认为他过去无耻地对希特勒献媚、争宠,现在只是因为看到战争败局已定,才想背弃他。他们因而不同意要他。后来隆美尔明确表示要承担挽救德国的责任,并坚决主张由陆军逮捕希特勒,把他押上德国法庭,根据他对本国人民和占领区人民所犯的罪行加以惩治。这样才取得了密谋分子的信任。

  
现在,当决定命运的1944年夏季快要来临的时候,密谋分子认识到:由于红军迫近德国边境,英美军队也已部署好大规模渡海进攻,而德国在意大利对亚历山大率领下的盟军的抵抗正在瓦解,他们必须赶快除掉希特勒和纳粹政权,才能够取得某种和议,以免德国被占领和消灭。

  
在柏林,施道芬堡和他的伙伴终于拟就了他们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总的代号是”伐尔克里”。这是一个很恰当的名称,因为”伐尔克里”是北欧一日耳曼神话中一群美丽而可怕的少女,据说她们飞翔在古战场上,寻找那些该杀死的人。这一次,要杀死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十分含有讽刺意味的是,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垮台之前,使”元首”同意了这个”伐尔克里”计划。原来他把”伐尔克里”伪装成这样一个计划:一旦在柏林和其他大城市服劳役的千百万外国劳工暴动时,国内驻防军就接管这些城市的治安工作。这样,”伐尔克里”计划成了军中密谋分子的一个绝好的掩护,使他们可以相当公开地拟订希特勒被暗杀后,国内驻防军接管首都和维也纳、慕尼黑、科隆等城市的计划。

  
在柏林,密谋分子主要的困难是手上的军队太少,人数不及党卫部队。在城内和城外四周还有为数不小的空军防空部队。除非国内驻防军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否则,即使希特勒死了,这些部队将继续忠于戈林,不惜为保持在他们的头子的领导下的纳粹政权而战。他们的高射炮可以当大炮用,来对付国内驻防军部队。另一方面,柏林的警察部队因为他们的头子冯·赫尔道夫伯爵参加了密谋集团,已为密谋分子所掌握。

  
鉴于党卫队和空军部队的实力,施道芬堡十分重视控制首都的行动时间。最初两小时将是最关
键的时刻。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陆军部队必须夺占全国广播总局和两个本市电台、电报局、电话局、总理府、政府各部和党卫队总部。戈培尔是唯一很少离开柏林的纳粹显要人物。他和党卫队军官必须加以逮捕。在这时间里,希特勒一死,他在腊斯登堡的大本营必须立刻同德国其他地方隔绝,使得不论是戈林或是希姆莱,或是凯特尔、约德尔这样的纳粹将领,都不能接管政府或试图纠集警察或军队来支持纳粹政权的继续存在。这项工作由长驻元首大本营的通讯处长菲尔基贝尔将军负责。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在政变发动后两小时内完成了这一切事情之后,才能够通过广播、电话和电报,把先期拟好的公报发给其他城市的国内驻防军部队指挥官、在前线和占领区指挥军队的最高级将领,宣布希特勒已死,一个新的反纳粹政府已在柏林成立。在24小时内,起义就应该结束,新政府巩固地建立起来。否则,那些摇摆不定的将军们就可能会发生反悔。戈林和希姆莱可能把他们争取过去,那就会发生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前线就会溃退,而密谋分子希望防止的混乱和崩溃就不可避免。

  
除了起草控制柏林的详细计划之外,施道芬堡和特莱斯科夫在戈台勒、贝克、维茨勒本等人的
合作下,起草了给各军区司令的命令,指示他们如何按管辖区的行政权、镇压党卫队、逮捕纳粹首要分子和占领集中营。此外,还写好几个动人的文告,准备在适当时机发给武装部队、德国人民、报社和电台。这些文件准备好之后,都藏在奥尔布里希特将军的保险柜里。

  
计划虽然安排好了,但有好几个月,并没有为实现这些计划采取什么行动。然而形势的发展却不等待密谋分子。首先秘密警察盯得很紧,参加密谋的人被逮捕,一星期比一星期多,同时被处决的人也很多。而且军事形势发展也很快,这一切都迫使密谋分子必须及早动手。

  
快到6月底时,密谋分子交上了一个好运。施道芬堡被提升为上校,而且被任命为国内驻防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的参谋长。这个职位不但使他可以用弗洛姆的名义给国防军发布命令,而且使他可以直接地和经常地见到希特勒。事实也确是如此,”元首”每星期总有两三次要召令国内驻防军司令或其他代表到大本营去,要给在苏联伤亡惨重的师团补充兵员。施道芬堡想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放置炸弹。

  
施道芬堡现在成了密谋集团的中心人物。成功的唯一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在密谋分子中只有他能够进入警卫森严的元首大本营,因此杀掉希特勒非他莫属。由于弗洛姆还没有完全争取过来,不能肯定算数,所以在搞掉希特勒之后,指挥军队占领柏林,也是他作为补充军参谋长来执行这一任务。他要在同一天里,在相距两三百英里的两个地方–“元首”在上萨尔斯堡或腊斯登堡的大本营和柏林–实现这两个目标。在第一个和第二个行动之间,他还必须花两三个小时,乘飞机回首都,而他在飞机上的这段时间里,什么也不能做,只能指望他在柏林的同伙已经放手执行他的预定计划。而在这方面双方配合默契是不容易的。

  
7月11日和15日,施道芬堡先后两次奉召到上萨尔斯堡去向希特勒报告关于急需的补充兵员的供应问题,这两次都因某种原因而没有动手。7月19日下午,施道芬堡再度奉召去腊斯登堡,向”元首”报告关于编组新的”人民步兵师”的进展情况。补充军正在匆忙地训练这些师,以便投入正在瓦解的东线。他要在第二天即7月20日的下午1时,在元首大本营举行的会议上提出报告。施道芬堡心想,这次不要再错过机会。在回家途中,他在达伦姆的一个天主教堂作了祷告,希望爆炸能够成功。

  
希特勒的大本营,是个警卫森严的地方。它隐蔽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附近的一处密密的丛林里,这是童话中妖魔和巫婆出没的地方,大本营的代号取得非常贴切,即臭名远扬的”狼穴
“。

  
希特勒及其军事参谋班子设在森林的中央,方圆几英里内绝无人迹。这里是军事要地,岗哨林立,进入”狼穴”要经过多道岗卡。大本营是由一些舒适的临时营房组成,有一些是用大石块组成,里面铺上木板,装饰简朴但很适用。通讯设备全部是现代化的。从阳光明媚、辽阔的乡间原野进入这个阴暗的森林营地,人们顿时觉得有股压抑感。希特勒房间的电灯必须整天开着,他本人很少外出,大概即便是林中微光对他来说也太耀眼了。他的随从也不大走出这阴暗的森林。

  
由于空袭危险日益增大,大本营的军官经常转移到地面掩蔽所办公。这些有15英尺厚的加固水泥墙的掩蔽所,涂上了灰绿两种保护色,好像蜷伏在森林里的史前怪物。低矮的沟壕地带,赛过煤矿里的坑道,横贯被安东尼斯库一度贴切地称之为”人造小丘”的场所。房间小得挤不进去,大块水泥散发的潮味,人工制造的光线以及通风设备整天发出的嗡嗡声,这一切都增加了人们的非现实感。脸色日见苍白,看上去越发浮肿的希特勒,就在这里发号施令和接见外国来访者。人们普遍觉得到这里来如同进入传奇里的魔穴。的确进入”狼穴”,在这里干掉希特勒,并非一件易事。

  
1944年7月20日早晨,阳光灿烂,天气很热。6点刚过,施道芬堡上校由他的副官瓦尔纳·冯·哈夫登中尉陪同,驱车经过柏林城里一排排被炸毁了的房屋,到伦格斯道夫机场去。在他那鼓鼓的皮包里,装着有关新的”人民步兵师”的文件。他将根据这些文件于下午1时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狼穴”向希特勒作报告。在这些文件中间,用一件衬衣裹着的是一颗定时炸弹。这颗炸弹同去年特莱斯科夫和施拉勃伦道夫放在”元首”飞机里、后来没有爆炸的那一颗是完全一样的。炸弹里装的是最细的线,腐蚀掉它最多只要10分钟。

  
在机场上,施道芬堡碰到了昨天晚上给他炸弹的斯蒂夫将军。他们在机场上找到一架等候他们的飞机。这是陆军军需总监、密谋集团首脑分子之一爱德华·瓦格纳将军的私人座机。他特意安排好让他们使用这架飞机来担任这次极端重要的飞行。7点钟,飞机起飞,10点钟刚过就到了腊斯登堡。哈夫登嘱咐驾驶员在过了中午12点钟之后,准备好随时起飞回去。

  
一辆军官轿车把他们从机场载往”狼穴”大本营。施道芬堡同大本营营地司令的副官冯·莫仑道夫上尉共进早餐之后,就找到了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弗里茨·菲尔基贝尔将军。

  
菲尔基贝尔是密谋集团中的关键人物之一。施道芬堡同他约妥,他随时准备好将爆炸的消息及时传给柏林的密谋分子,以便他们立即开始行动。菲尔基贝尔然后就切断所有电话、电报和无线电交通,使元首大本营同外界隔绝。要做这些工作,再没有人比最高统帅部通讯网主管人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了,所以密谋分子都觉得把他争取过来是十分幸运的。

  
施道芬堡首先访晤了陆军驻最高统帅部代表布尔将军,同他讨论了补充军的事情,然后到凯特尔的办公处,把他的帽子和皮带放在会客室,就走进这位最高统帅部长官的办公室。他在那里发现他必须比原定计划更急速地行动才行。现在是中午12点刚过。凯特尔告诉他,因为墨索里尼要在下午两点半坐火车到达,”元首”的每日汇报会,从下午1点提到12点半举行。凯特尔叮嘱他,必须报告得简短一些,希特勒要求会议尽快结束。

  
离12点半还有几分钟,凯特尔说,他们必须马上去开会了,否则就会迟到。他们走出屋子没有几步,施道芬堡说他把帽子和皮带忘在会客室了,乘凯特尔还来不及要他的副官替他去取,就马上转身跑回去。在会客室里,施道芬堡很快地打开皮包,用他仅有的3个指头拿住镊子,打破玻璃管。除非再发生机械故障,这类炸弹只在10分钟之内就要爆炸。

  
当凯特尔和施道芬堡走进希特勒的房间时,会议已经开始了。”元首”正坐在桌子的一边中央,背对着门。他的右首是陆军副参谋总长兼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空军参谋总长科尔登将军和豪辛格的助手海因兹·勃兰特上校。凯特尔马上站到”元首”的左边,他的旁边是约德尔将军。还有三军和党卫队的其他18名军官站在桌子周围。希特勒在摆弄着他的放大镜。他现在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摊在他面前的地图上印的细线条。

  
豪辛格正在作一个黯淡的报告。他谈到德军在苏联中线被突破的最新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危险处境。凯特尔插进去报告┓搿な┆道芬堡到会和他今天来的任务。希特勒对这个只有一只手、一只眼还蒙上罩子的上校看了一眼,冷淡地打了个招呼,接着说他要听完豪辛格的报告之后再听施道芬堡的。

  
施道芬堡于是站到桌子旁边,在科尔登和勃兰特的中间,离希特勒右边约几英尺远。他把皮包放在地上,把它推到桌子下面,让它靠着那个坚实橡木底座的里面一边。它离希特勒的腿约六英尺远。时间现在是12点37分,离炸弹爆炸还有五分钟。豪辛格继续讲,不时指着摊在桌上的作战形势地图。希特勒和军官们俯身在地图上仔细地看着。

  
没有人注意到施道芬堡这时已偷偷溜了出去,也许除了勃兰特上校之外。这位军官正在全神贯
注地听他的将军讲话。他俯身到桌子上去,想更清楚地看一看地图,发现施道芬堡那只鼓鼓囊囊的皮包碍事,先用脚想踢到旁边去,最后还是用一只手把它拣起来放到桌子那个厚厚的底座的靠外一边。这样一来,在炸弹和希特勒之间就隔着这个厚厚的底座了。也许就是这个看来无足轻重的举动,救了希特勒的命,而送了勃兰特的命。

  
当豪辛格沮丧地讲到”如果我们在贝帕斯湖周围的集团军不立即撤退,一场灾祸……”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在这一瞬间–中午12点42分,”轰!”的一声炸弹爆炸了。施道芬堡在室外亲眼看到了当时发生的情况,会议室像中了一个155毫米的炮弹,烟火大作,人体从窗户里被抛出来,碎片飞到空中。在施道芬堡兴奋的心里,毫无疑问地认为,会议室里每一个人都已经被炸死或者命在旦夕了。菲尔基贝尔会立即通知柏林的密谋分子,然后切断通讯线路,直到首都的密谋分子接管了柏林,并且宣布新政府的成立。

  
施道芬堡的下一个任务是安全而迅速地走出腊斯登堡大本营。这时检查哨的卫兵已经封锁了所有的出口。他的汽车刚开到第一道哨卡就被挡住了。他机警地跳下车子,要求见哨所的值班军官。在后者的目击下,他给什么人打了个电话,简短地说了几句,挂上电话,转身对那个军官说:”尉官先生,我被批准通行了。”这完全是蒙人的,但起了作用。施道芬堡就这样连闯三道岗卡。当他的汽车开进机场的时候,等候的飞机已经发动,一两分钟之内,飞机便腾空而去。

  
现在是1点刚过。后来这三个小时,在施道芬堡一生中一定是最长的三小时。当这架速度不高的飞机在平坦多沙的德国平原上向西飞去的时候,他只能希望:菲尔基贝尔已经同柏林联系上并且传递了最重要的讯号,他在首都的同伙已经立即行动起来接管这个城市,并且正在发出早已准备好的给德国本土和西线的军事指挥官的文告……。飞机于下午3点3刻在伦格斯道夫机场降落。施道芬堡急忙走下飞机给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打电话,以便确切了解在这决定命运的3小时里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当他一听说什么也没有完成时,不禁大惊失色。原来1点刚过,菲尔基贝尔的电话就来了,告诉了柏林的密谋分子关于爆炸的消息,但是因为线路不好,他们没听清楚,究竟希特勒被炸死了没有。因此,他们什么也没有做。施道芬堡的到达,终于推动密谋分子们行动起来。他在机场告诉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希特勒被炸死了,并敦促他们立即按”伐尔克里”计划行事,不必等他到达班德勒再动手,因为从飞机场到那里要走3刻钟。密谋分子最后总算有了发号施令的人,开始行动了。

  
邓尼茨海军上将一来就大骂陆军的背叛行为。戈林代表空军,对他表示支持。但邓尼茨接着又向戈林开火,责骂德国空军一败涂地。那位肥胖的帝国元帅为自己辩护了一阵,转而攻击他的老政敌里宾特洛甫,说德国的外交政策完全破产。他威胁说要用他那根元帅杖把这个妄自尊大的外交部长揍一顿。戈林大骂:”你这下流的卖香槟酒的小掮客!闭上你的臭嘴!”这是里宾特洛甫受不了的。他要求对他尊重一点,即使帝国元帅也罢。他喊道:”我现在还是外交部长,我的姓名是冯·里宾特洛甫!”

  
接着有人提起过去的一次反对纳粹政权的”叛乱”,就是1934年6月30日的罗姆的”阴谋”案。希特勒本来愁眉不展地呆着,吞服江湖医生西奥多·莫雷尔给他的各种颜色的药片,一听说这件事情就火冒三丈。据当时在场的人说,他从椅子上跳起来,满嘴唾沫,尖声叫喊,大发雷霆。他说,同他这一次将要对付叛徒们的手段比较起来,他过去对付罗姆和其他叛国从犯的手段就根本不算什么。他要把他们全部连根铲除。他咆哮道:”我要把他们的老婆孩子都关进集中营,一点也不宽恕!”接着一场血腥的报复就开始了。

  
遗憾的是,密谋分子们在使事情遭到致命的延误之后,目前又处于极度混乱之中。他们事前虽计划周密,但这时不知下一步如何进行是好。他们没有及早占领广播电台,没有占领电报局,没有逮捕在柏林的纳粹头领和党卫队的头目,他们更没有用有限的部队占领重要的军事机关和要地。因此,这次政变在11个半小时内就被平息了。密谋分子的领导人贝克、奥尔布里希特、施道芬堡、哈夫登和梅尔茨都被逮捕了,贝克被逼自尽,其余四人当场就以”元首的名义”执行枪决了。

  
施道芬堡的上司,国内驻防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同克鲁格元帅一样,有骑墙的天才。他是那种骑在墙上先要看清楚自己将落在什么地方之后才肯跳下去的人。开始,他对政变表示某种程度的同情,后来听说希特勒没有死,就立即反戈一击,帮助党卫队把政变的一些领导人逮捕了。即便这样,纳粹元首也没有使这位骑墙将军免于厄运。

  
“7·20事件”就这样可悲的失败了。它之所以失败,除了密谋集团的优柔寡断、思想混乱和临阵缺乏周密的组织外,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参与这一密谋活动的领导成员,害怕人民起义。

   毫无疑问,在”720事件”的参与者中间,包括在军官中间,也有不少热情的爱
国者。他们把消灭希特勒视为拯救德意志民族的一着。他们的勇气和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证明德国人民和德国的广大阶层对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无限仇恨。但是,他们个人虽令人崇敬,然而这并不能改变”7·20事件”集团的整个政治面貌。在苏联红军强大攻势的压力下,这个集团的主要领导人曾多次议论,要谋求同西方盟国议和,竭力想把多条战线的战争改变为对苏联的十字军中世纪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勾结世俗封建统治者所组织的反动军队,用以镇压各国人民反封建反天主教”异端”的运动。十字军,因以红十字缝在侵略军衣服上为标记而得名。讨伐。

  
“7·20事件”虽然失败了,但它进一步激起了德国人民反对法西斯的怒火。这正是纳粹元首所十分害怕的。正因为如此,快到深夜1点的时候,希特勒仍拖着被炸伤的身体到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对密谋分子大加责骂,并发誓要”以国家社会党人常用的方法来对他们实行清算”。

  
这时,在腊斯登堡”狼穴”,正慌作一团。希特勒虽然没有死,但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他的头发烧焦,两腿灼伤,右臂拧伤后暂时不能动作,耳膜震坏,脊背也被落下来的一根椽子划破了。有一个目击者后来回忆道,当希特勒由凯特尔搀扶着从这所被炸毁了的、正在燃烧的屋子里走出来的时候,几乎认不出是他了:脸是黑的,头发在冒烟,裤子撕成碎片。凯特尔没有受伤,但在炸弹爆炸的桌子那一头的那些人,绝大多数不是已死或命在旦夕,就是受了重伤。

  
在惊魂未定的最初时刻,大家对爆炸的来源有过几种猜测。希特勒起初认为可能是由一架敌方的战斗轰炸机偷袭而引起的。约德尔抱着溅满了血的头说,他相信是些建筑工人在屋子地板下放了定时炸弹。大约过了两个小时,人们才怀疑到施道芬堡身上。在会议室管理电话交换台的上士报告说,有一个曾经对他说在等柏林长途电话的”独眼上校”从会议室出来,不等电话就急急忙忙地走了。参加会议的有些人这时想起来,施道芬堡曾经把他的皮包放在桌子底下。检查哨的卫兵室报告,施道芬堡和他的副官在爆炸刚刚发生之后通过了这些岗哨。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希特勒尽量克制自己,没有立即发火。他心上还有别的事情。他要忍着疼痛去接见墨索里尼。墨索里尼乘的火车误点,下午4点才能到达。

  
1944年7月20日下午,这两个法西斯独裁者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见,是颇为怪诞可笑的。他们视察了已经成为瓦砾场的会议室,却还在欺骗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手创的、要统治欧洲大陆的轴心,并没有同样成为一片瓦砾。曾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意大利领袖,现在只不过是被纳粹打手从监禁中救出来、由希特勒和党卫队支撑起来的一个伦巴底的地方领袖而已。墨索里尼看到还在冒烟的、几个小时前希特勒几乎在这里送命的会议室残迹,简直吓坏了。他不懂这种事情怎么能在大本营发生。希特勒对他说,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是个顶点,大难已经过去了,而且预言他们的共同事业,不管遭到多少挫折,将很快取得胜利。

  
这两个独裁者和他们的随从然后去喝茶。这时大约是下午5点钟。跟着就出现了一个滑稽的场面。这时,根据希特勒的手令,腊斯登堡的通讯系统已经恢复,开始收到来自柏林的报告,说明在柏林,同时也可能在西线,已经爆发了军事叛变。”元首”手下高级将领之间爆发了压抑已久的互相埋怨。他们争吵的声音震动屋顶,而希特勒本人起初则沉默地坐着,心里在盘算,墨索里尼则不好意思地红着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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